苏轼一行顺於潜县一路向西约四十五里，即循行到昌化县（今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）。

    昌化是盛产鸡血石的地方，很可惜，鸡血石最早才于明代初期发现于浙江昌化，此时的苏轼还无缘见到这一天地之间的灵物。

    昌化鸡血石产于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西北的“浙西大峡谷”源头的玉岩山，是中国特有的名贵石种之一，具有艳丽鲜红如鸡血般的色彩和亮晶如美玉般的光泽，被誉为“国宝”而驰名中外，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。它的天生丽质源于它是辰砂与高岭石，地开石，叶腊石等多矿物共生的集合体。辰砂是其“血”的主要成分。

    苏轼到了这里，就先自双溪馆下徒步寻找双溪的源头，今天的我们若要把他的这种行为官方化，可能就是他在借此过程考察当地的水系也并非没有可能，毕竟，通判的职权范围里有负责水利这一项。只是，苏轼在寻找溪水源头的路途中，一度于恍惚中竟将此处的山水当成了家乡眉山的醴泉山，“正是醴泉山下路，桑枝刺眼麦齐腰”。

    至今还有传说，苏轼因游寺至此，爱其清幽，尝“筑亭凿池”于此，并在池中广植千叶红莲。当然了，亭现在就叫个“东坡亭”，池嘛，就叫“东坡池”。

    从昌化循行东归，经过临安县时，恰好此地的县令也是苏轼的同年，又是同宗，叫苏舜举（字世美），看来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有人脉就会事事通达。

    不出意外地，同年苏舜举同志亲切而又热情地接待了苏轼，好酒好菜自不必提，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新词——剧饮。之所以将此段子列出，乃是因为苏轼在老苏这里饮酒之后的诗作里，透露出了一个令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狂喜的两句诗，“我虽不解饮，把盏欢意足”，这两句诗遂被后来的研究者考究出来了一个不俗的论断，那就是苏轼是“不善饮酒”的。

    对于十分爱酒的人士（比如耕文轩主人）来说，这样的结论是否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考证。

    一路东归至杭州大本营里时，苏轼的心也就放松了下来，遂到吴山之南的宝山的僧舍里昼睡。

    位于杭州西湖东南的吴山，山势绵亘起伏，左带钱塘江，右瞰西湖，由延绵的宝月、娥眉、浅山、紫阳、七宝、云居等小山而成，而七宝山也就是苏轼在此昼睡的地方。睡醒后，苏轼心满意足地排去身上的征尘，提笔挥毫，在僧舍的壁上题一诗云：

    七尺顽躯走世尘，十围便腹贮天真。

    此中空洞浑无物，何止容君数百人。

    此诗题过之后，苏轼已将其忘在了脑后。谁知，后来有几位年轻人也在苏轼的题诗处题了自己的诗作，这下坏了，造成了歧义。假如把题诗的时间先后顺序颠倒一下的话，就变成了先题诗的苏轼是在讥诮后来才题诗的这些年轻人了。

    面对这些，苏轼只有苦笑加摇头。他在后来专为此事而写的《记宝山题诗》中辩解说，周柏仁所说的君子，应是王茂弘这样的人物，岂是这些无名的小辈！“生平不识高将军，手污吾足乃敢嗔。”，现在或是后世那些仍在诬陷我讥诮别人的小人，你们应该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了，我是你们眼中那种级别的人物吗？

    西湖北山的垂云庵有一诗僧法号清顺，字颐然，他的诗风古朴凝炼，颇重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追求，故诗文负一时重名。王安石就极爱其诗，苏轼晚年也时常与之唱和。

    要说此僧的出道，也是与苏轼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    一日，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正在游览西湖边的僧舍，突然瞅见壁上有一首小诗云：竹暗不通日，泉声落如雨。春风自有期，桃李乱深坞。

    当苏轼向随行人员及寺僧们询问此诗的作者时，有人报告，作者正是诗僧清顺所为，于是苏轼当即就着人找来了清顺禅师。谁知，苏轼竟与此僧一见如故、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中，借助苏轼这个“大网红”的流量，诗僧清顺的大名也就不胫而走了。

    五月初十，闲暇之中的苏轼邀请了吕仲甫、周邠、僧慧勤、慧思、可久、惟肃、义诠一起从西湖上泛舟出游北山。《西湖志》记载，自宝云山、葛岭、栖霞岭一带，统谓之北山，以其在西湖之北也。

    由于苏轼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，便一并带上了，这位新朋友正是清顺。

    此次出游，苏轼在孤山上见到了僧人志诠搭建的柏堂，还见到了与柏堂相连的白居易的竹阁。这两座阁楼都是依一株前朝陈时的古柏而建，孤山上原有陈时的古柏两株，其中一株被人当作柴草烧了，目前仅剩下一株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苏轼正在有美堂会客，而钱塘县令周邠与数位僧人正好从西湖上泛舟前往北山。这位周长官听到有美堂里有苏轼与众人的歌笑声，但由于自己正服母丧，无法前来欢聚，就只能派人给苏轼送来了一首诗作。苏轼得诗后，感念周长官的重情重义，于是连和了两首。

    六月初六，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拿出自己收藏的燕公（燕文贵或是燕肃）画的山水画，想请苏轼作一题跋。

    在绘画领域，苏轼自然也绝非是浪得虚名的。

    他认为，自古以来的绘画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以人物来表现神态与风情，以花卉、竹木、禽鸟、鱼虫来表现妙趣，以宫室、器用来表现工巧，以山水风景来表现名胜。只不过，山水画中以清雅雄浑、构图变化的无穷为最难。

    这次给堂哥的小舅子作跋，苏轼对于燕公的画还是极为推崇的。他觉得燕公的画已经脱离了画匠的层次，所以画中已有了诗人的清丽。看来，蒲宗孟这位苏轼在馆阁中的前同事，在书画鉴赏领域里还是有点眼光的，至少还没有把一些江湖流派的书画当作宝贝而“敝帚自珍”！

    苏轼在杭州时，还曾经与自己的一位忘年交柳瑾在一起交往半年之久，每日饮酒出游，好不快活。柳瑾（字子玉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著名书法家，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，平素就与苏轼交情甚厚，他的到来，也是的苏轼有了诗词方面的知己和精神领域的寄托。

    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本来在婺州侍奉父亲，最近要去亳州出任掾属，经过杭州时，苏轼对苏嘉说，乖乖，我听说你要去亳州，亳州知州是我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，你帮我带给他一封信吧。另外，我还有一封信与常茶一瓶，拜托你带给陈州我的弟弟苏辙。

    凭当时的第一直觉，苏嘉就知道这是苏大人替自己写的一封荐书，只是不想当面点破，避免使双方尴尬。等到日后亲眼见到了此信，只见信中果真着诸如“督学有文，沉静若愚，刚毅不可犯”，全是对自己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。

    明州（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）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，也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。这几日，苏轼给怀琏去信，准备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《禅月罗汉》画捐赠给育王寺。

    这幅《禅月罗汉》画，在苏老泉生前可一直是他老人家爱不释手的心爱之物，而苏老泉生前又与大觉禅师情谊深厚。苏轼曾经多次在梦中梦到过画中的罗汉，因此认为此画是极有灵性的。可当苏轼初次提出捐赠意向时，大觉禅师竟然是持怀疑态度的，以自己对苏老泉的了解，这毕竟是人家的心爱之物，况且这种夺人所爱的行为也是自己所不齿的。

    苏轼这次明白了大觉禅师的心思，他赶紧又写信解释道，自己多次梦到画中的人物，虽然又灵性，可反过来说，这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虚幻怪诞的，自己也不想以一个俗家子弟的身份来收藏此画，还是应该让它皈依佛门吧。

    苏轼还与大觉禅师开玩笑说，近年来世俗之上的士风日益刻薄，以至于社会上的大多数行为都不免会令人有所怀疑，俗人也就罢了，没想到您一个方外之人、得道高僧，也被污染了啊！怪不得，当您第一次获悉我要捐出《禅月罗汉》画时，您还建议我换一轴《金水罗汉》来捐。今天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，您就不要再有所顾及了。

    不过，近期我也找不到前往明州的顺道之人，那些兵卒之类的粗人，又不值得托付此事，恐怕他们也不能够知晓此画的深意和价值所在。所以还望法师能派一位谨慎精干的僧人带着笼杖前来迎取吧。到时候，我还会将自己收藏的一轴古佛画也一并施与的。

    在信中，苏轼还对大觉禅师说，自己如今所在钱塘之地风景如画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弟弟苏辙当前在陈州，估计快要赴东南幕官的新任了。若禅师近来有什么新的诗作，不妨寄来一些看看，自己到了杭州之后，也作劣诗百十首了，等闲暇之时，会给禅师抄下寄去的。

    说话间，消息传来。苏辙已得替齐州（今济南）掌书记，人已经到齐州赴任去了。

    掌书记唐初为行军大总管府临时军事差遣，后来发展为文职僚佐，其名称也由记室、典书记、管记等固定为掌书记。掌书记在藩府中作用很大，掌表奏书徽等文书工作，是沟通藩镇与中央的高级文职僚佐，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、行军司马、节度判官等“上佐”。

    掌书记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，所以入幕前其人员主要来自科举出身者、朝宫、地方官和知名文士，所以说，这一职务对于苏辙来说，是再合适不过的。